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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冷战结束15周年 市场经济掀开横贯欧洲铁幕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5年前的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那面印有镰刀和锤子的红旗在瑟缩寒风中徐徐降落。它向世人宣告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走到了尽头,同时标志着二战以后左右世界格局的冷战正式结束。

  冷战的关键词是政治,而最终决定两大阵营命运的却是经济。

  上世纪70年代,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都遭遇了瓶颈。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自我反省,向经济注入更大剂量的市场化因素进行自救;苏联和东欧,终因固守旧有模式导致经济溃败,继而引发社会动荡。而那时的中国,则开始对旧有体制进行改革的尝试,大胆且审慎地引入市场经济,最终让困境中的国民经济重新焕发生命力。

  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不断求新、求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只有审时度势,不断改革和自我完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始终屹立不倒。

  从2月6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间的“圆桌会议”开始,到12月25日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被枪决,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六国的剧变,就发生在1989这一年间

  1989年11月9日傍晚,民主德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书记沙波夫斯基宣布:所有民主德国公民从即刻起均可申请出境,政府将予以批准。几小时后,大批民主德国的公民涌向东西柏林之间的柏林墙,要求进入西柏林。晚9时,民主德国的边防站陆续打开几个过境站的大门,人们像潮水涌入西柏林,与等在隔离墙另一侧的西德人拥抱在一起。当晚,正在波兰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接到助手从德国打来的电话:“总理先生,此时此刻,柏林墙正在倒塌。”

  而这一天的到来,是有预兆的。

  波兰,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1989年2月6日,波兰首都华沙细雨蒙蒙。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率领着24名代表步行到部长会议大厦,参加与波兰政府之间的“圆桌会议”。

  波兰的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后,除了提出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外,还出现了建立独立的自由工会和真正恢复波兰独立等政治要求。在大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教会积极加入其中后,团结工会由罢工工人的组织逐步演变为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政府曾一度承认过团结工会,但在1981年年底实行“战时状态”时,取缔了团结工会,逮捕了瓦文萨。然而几年下来,波兰国内形势愈发恶化,大小工潮不断,经济也到了崩溃边缘。在当时的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的力主下,当局和反对派,终于在“民族和解”的口号下史无前例地坐在了一起。

  圆桌会议开了两个月。双方最终商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按约定,众议院的席位只有35%可以由反对派竞选,参议院则全部放开,雅鲁泽尔斯基将成为下届总统。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以为,加上结盟党派的力量,他们便完全可以稳操胜券,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然而,他们估计错了。

  6月4日开始的大选,反对派不仅获得众议院自由竞选161席的160席,还囊括了参议院100个席位的99席。执政党知名领导人全部落选。雅鲁泽尔斯基虽当了总统,但他不得不同意由团结工会提名的马佐维茨基担任总理并组阁。

  就在波兰内政经历剧烈演变时,匈牙利正在为1956年事件中被处死的伊姆雷·纳吉平反:那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当时被苏联军队镇压了,时任匈牙利总理的伊姆雷·纳吉被宣布犯有叛国罪并被绞死。而到了1989年,许多人认为只有为纳吉平反,才能扫清匈牙利改革道路的障碍。6月中旬,匈牙利为纳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在法律上为他平反。

  柏林墙,一个时代的终结

  柏林墙,冷战的产物。

  自从1961年8月13日苏联人和东德当局将它建起以阻挡东德人向西柏林的叛逃,它就成为东西方间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1989年1月,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宣称:“只要柏林墙存在的条件还在,它将50年不倒,100 年不倒。”那时,人们还觉得,两德统一是有生之年看不到的事。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自从5月匈牙利开放奥匈边界后,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利用赴匈牙利旅游之机,取道奥地利进入联邦德国。到8月初,试图以此途径越境的东德人超过上千人。有的人成功出走,有的人却被匈牙利边防军抓获并在护照上盖章加注。同时还有许多人进入西德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外交机构,要求前往联邦德国,结果人满为患,导致这三个机构被迫关闭。约有20万人滞留在了匈牙利境内,他们拒绝返回民主德国,可又进入不了奥地利,于是就在边境扎帐露营。到9月10日,匈牙利政府不顾东柏林的压力,宣布滞留匈境的东德人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自由出境。于是,几十万人随后通过了边境。接着,东德当局将滞留在西德驻捷、波使馆的6千名东德公民,用专列“驱逐”到西德。但是3天以后,西德驻捷使馆再次人满为患。东德当局只得用专列再行“驱逐”一次。10月4日,当专列路过德累斯顿时,有些东德人竟然试图跳上飞驰的火车。

  公民大批出走,导致民主德国局势动荡。10月7日,民主德国国庆40周年,要求进行改革的示威浪潮从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开始,席卷包括柏林在内的各大城市。在混乱的局势中,戈尔巴乔夫应邀来参加国庆庆典。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谁姗姗来迟,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此时的昂纳克开始明白:无论将来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驻扎在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都会始终留在兵营里。

  10月18日,执政18年之久的昂纳克辞职,克伦茨接替了他的职务。然而民主德国各地的示威规模仍然不断扩大。11月9日柏林墙打开后,仅11月11日一天,到西柏林的东德公民就超过50万,以致于西柏林的交通秩序陷于瘫痪。

  而在东德,瘫痪的不止是交通。

  柏林墙的倒塌,让分裂了50年的德国人重燃统一的希望。在东西方对此都缺乏准备的时候,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不失时机地在11月28日提出统一的“十点计划”,提出根据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使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12月1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修改了宪法,随后16个党派召开圆桌会议,决定举行大选,决定国家的未来。大选的结果,是科尔所领导的联邦德国基民盟及其姐妹党民主德国基民盟大获全胜。一个拥有近8000万人口的统一德国,在世界面前开始显现轮廓。

  罗马尼亚,一个严酷的冬天

  当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在德国及匈牙利的巨变上时,保加利亚也开始了转变。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职。人们对于执政33年的日夫科夫的积怨如此之深,以致保共一个月后将他的儿子、亲属全部清除出中央领导机构。在反对派接连不断组织游行的强大压力下,保共最后建议修改宪法,举行“自由选举”。

  而在捷克,从1989年年初开始,关于重新评价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成为捷克国内的政治焦点。随着邻国的波兰、匈牙利等相继变化,捷克政府颇觉陷于孤立。

  11月,在短短十几天内,布拉格举行的示威从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11月26日,政府与反对派开始坐下来谈判,达成了改组政府并修改宪法的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变,因其避免了流血,被冠以“天鹅绒革命”的富于诗意的称呼。但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冲突,来得晚,却极其剧烈而残酷。

  1989年12月16日,一位神父被强迫迁居的事件引发群众示威,军队赶来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伤。事件发生后,罗马尼亚政府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国广场组织群众大会。当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开始讲话时,下面的群众不再像往常那样热烈鼓掌,而是发出嘘声,电视转播为之中断。会后,群众的示威游行愈演愈烈,而国防部的军队却开始倒戈。22日,忠于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与国防部军队激烈交火。同一天,罗马尼亚成立了39人的救国阵线,宣布接管权力。到24日,军队逐渐控制了局势。

  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在逃跑过程中被捕的。12月25日,经过数小时的秘密审判后,他们在当天下午4点被执行枪决。

  又过了整整两年,苏联解体了。(黄艾禾)

  西方自救

  当20世纪行至七八十年代,冷战中对峙的东西方阵营,同时陷入经济困顿、社会矛盾交织的瓶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主义本位的政府干预和国有化过度将经济推入窘境,而石油危机的爆发更让这种困局雪上加霜。关键时刻,西方砸开了民营化的大门,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庞大战车

  二战后的英国几乎处于一片瓦砾废墟之中,为了应付重建国家的艰巨任务,英国的工党政府开始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有化政策。但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在畅行近40年之后,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铁娘子操刀英国经济改革

  70年代末,英国遭遇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的沉重打击。油价飙升使国内潜伏的经济矛盾因素激化,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公共事业的经济状况普遍恶化。

  从1978年开始至1979年初春,整整一个冬季的大罢工,是这个国家面临经济崩溃的写照。英国铁路公司曾发表过这样的声明:“今天没有火车。”

  继铁路运输中断后,卡车司机、面包工、养老院和医院以及新闻界、机场和汽车厂的职工也纷纷发生罢工,甚至连利物浦的掘墓工人也扔下工具,在这个“不满意者的冬天”,不仅物价飞涨,油、盐、糖等食品缺乏,交通瘫痪,而且大街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甚至有腐烂的、仍未被埋葬的尸体散布于莱斯特广场堆积如山的垃圾之中。

  美国的经济形势也强不到哪里去。到70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与高失业并存。当时的“反战与民权”两大运动,愈加激起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社会情绪。

  1979年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后,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一书放到政策研究员面前说:“我相信这个”——撒切尔夫人决定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改造英国。

  撒切尔先是借用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以遏制通货膨胀。上任当年,她手起刀落,一举削减了10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17%。

  为了让民众信服,并堵住反对党议员的嘴巴,保守党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英国首相府曾于1980年11月11日发出通知,要求当天所有参加首相宴会的大臣们自掏腰包——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高级政府官员们饱餐一顿却由政府开支。这些大臣在宴会结束后,真的每人付款21.25英镑。

  到80年代末,英国的通货膨胀率降到4.9%,经济大步攀升。

  撒切尔夫人的第二把火指向财政政策。作为一个“福利国家”,英国的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0%左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使得国家财政债台高筑。撒切尔一方面精简机构,同时削减福利支出,因此被戏称为“夺去牛奶的撒切尔夫人”——她的母校牛津大学,因不满她削减教育经费、减少教师工资,而拒绝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

  财政政策之后是税制改革。撒切尔实行“开源”与“节流”并举,减税使财富更多驻留在公众手中,大大刺激了低迷的经济。

  经济暂时稳定之后,最重要的“私有化改革”才开始到来。1981年2月,英国政府将英国国营航空公司一半多的股权卖出。随后又将60万户公有房屋、公寓出售给民众,开始了公共事业移转民营化的尝试。在第一任期内,撒切尔政府每年出售的公共事业收入低于5亿英镑,并且选择出售的公共事业都是非核心且不具有竞争力的。但从1983年的第二任期开始,撒切尔政府放手进行了大规模的民营化。在她的任期内,共计出售了包括英国电信公司、英国航空公司、罗尔斯一罗伊斯汽车公司和其他许多国营企业在内共计306亿英镑的股票,使它们成为股份上市公司。在80年代中期,她又将100万套公共住宅出售给居民,从而使英国私房拥有者从52%增加到66%。

  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削弱了联邦政府的职权,但将经济增长率提高到超过几十年前的水平。从1980开始,英国经济连续6年增长,成为战后增长最长的时期。同时,国际收支也连续6年盈余。到1988年,英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撒切尔自己说,这是“经济奇迹”。反对人士也被迫承认:“这个国家虽然存在很多弊端,但是任何一位不持偏见者,都会为这种深刻的变化感到震惊。”

  里根主持“经济复兴计划”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推行“新政”,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成功遏止了“大萧条”。但凯恩斯主义也带来了高赤字、高物价。到70年代尼克松执政时,通货膨胀像雪球般越滚越大,“能源危机”的爆发更进一步导致经济的停滞。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这位英俊的总统也是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弗里德曼成为了他的经济政策顾问。

  在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中,第一项政策就是减税。从1981年到1986年,国会两次通过减税法案,大幅削减个人和企业税——从1982年底开始,美国经济持续2年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上升。

  里根的第二项措施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里根认为,帮助穷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由政府救济,而是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因此他上台后,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内容涉及家庭补助、医疗照顾、住房津贴、特殊行业拨款等方面。不到4年,政府削减福利支出,总计350多亿美元,取消公用事业冗员30万,100多万能自食其力的人不再享受政府救济。

  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类似,在前两项改革初见成效之后,里根才开始放松管制,减少国家干预,主要做法是撤消和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管制,鼓励企业竞争和兼并。

  不过美国的情况与英国大不相同,其国有事业本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只有1%左右,“去国有化”的包袱并不是最大的,因而对美国而言,放松管制的要义不仅仅在于“去国有化”,而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1987年9月,里根指派30名学者组成“总统民营化委员会”,就厘清联邦政府与民间部门的权责问题进行评估。同时,里根总统正式采用“民营化”一词,并将其界定为采用民间手段追求公共目标的方式。

  随后,里根将政府在“联合铁路公司”中的85%的股权完全抛售给民间。民营化政策不仅将国有资产出售,还包括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凭单(抵用券)、法令委托等形式,涵盖了以前由政府提供的领域,从监狱管理、机场经营到戒毒中心、防洪计划等共200多个项目。这些原先由政府提供的领域,在改革后都通过合同外包给私有企业。

  里根时代的民营化是美国民营化最为鼎盛的时期,也为后来的老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的一系列革新政策所吸纳,成为这些后继者“重塑政府”庞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里根执政的十多年间,美国经济迅速好转,1983年底开始了连续6年的高速增长。

  1988年1月20日,里根卸任时对全国电视观众发表演说:“有人问我离开华盛顿时有何感慨?我说:最值得我引为自豪的是,我们取得了两个伟大胜利,一是经济复兴,美国人民得到19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二是美国精神的复兴。”(刘彦)

  巨人倒地

  斯大林模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左右着苏联的发展。尽管苏联领导人几次试图改革创新,但始终未能触及体制的根本痼疾。而戈尔巴乔夫最后的一剂“猛药”,最终导致苏联分崩离析

  今年的12月8日,《莫斯科时报》刊登了一则小小的报道,题目是“终结一个时代的协议”,说的是15年前的这一天,前苏联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俄罗斯的叶利钦、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的苏士克维奇,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郊区的别洛韦日自然保护区签署了一份协议,宣布退出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报道说,如今很多俄罗斯人仍然责怪,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导致了苏联解体。但接着该文引述独联体国家研究会副会长扎里金的话说:“最近都在说那三个男人签署协议,就把苏联给搞垮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主流的看法是,体制的僵化、经济的崩溃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认为,苏联的体制虽然存在问题,但仍能通过改革进行完善,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治精英集团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最终葬送了苏联;还有人认为苏联败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势,或是被军备竞赛和对外扩张搞垮……

  中国社科院学者张盛发在论述苏联解体问题时,曾将它比喻为一杯仍然混沌不清的水,因为“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解体事件未必已经完全尘埃落定。许多史实尚未澄清,众多谜团有待解开。”

  但毋庸置疑,苏联的灭顶之灾虽源于各种矛盾的交织与爆发,但经济崩盘的确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

  “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985年邓小平曾这样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所接管的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国家。

  为了刺激经济恢复,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共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合作社、甚至是资本主义——国家保留了矿山、铁路和重工业等大企业,而小工厂和商店绝大部分留在私人资本家手中。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必须走经过商品货币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

  不幸的是,“新经济政策”尚未来得及造福苏联人民,就随着列宁的离去而湮没在政治风暴之中。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内各派围绕“新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展开激烈的论战。政治斗争中逐渐上位的斯大林在批判“左倾”的托洛茨基派之后,接着又在1928年掀起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布哈林派的狂潮。在斯大林给布哈林罗列的种种罪名中,包括“鼓吹国民经济‘平衡论’,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企图使俄罗斯成为永远只能‘生产印花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此外还有“企图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作用”等等。后来,布哈林被斥为叛徒、黑帮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在1938年被处决。

  在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过程中,斯大林将“优先发展重工业”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方针路线。他不顾一切地制定高指标的经济计划,采取紧急状态下的全民动员手段进行“高速工业化”,甚至不惜剥夺农民的利益,用强制手段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到1932年,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国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到70%。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中,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的面貌让人耳目一新。直至今日,人们仍在啧啧赞叹苏联当时所制造的经济奇迹——它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走了一百多年的工业化道路。美国学者大卫·科茨甚至这样说:“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

  然而,在另一方面,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的,其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行为和消极现象也为日后的忧患埋下伏笔。

  由中国社科院多名学者联合撰写的论著《超级大国的崩溃》指出,斯大林的模式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和目标。此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速度是苏联工业化进程的特点,这决定了苏联粗放性增长方式的经济模式,并造成经济军事化和重轻结构失衡。

  “用两大步跨过一个大峡谷是做不到的”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病逝。尼基塔·赫鲁晓夫亲手安葬了斯大林,却在3年后将他“焚尸扬灰”。

  在当政的第三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一次大会上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讲话,严厉指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随后他下令将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上的陵墓中挖出来,将他的塑像砸碎,还将斯大林的名字从苏联数千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抹掉。

  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经济上也曾试图突破斯大林定下的模式。他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工业和建筑业方面进行改组,将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然而这种改革只是以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取代另一种行政管理体制,高度计划性的经济模式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动摇。

  赫鲁晓夫还设法促进农业生产,但他主观独断、急于求成。不知何故赫鲁晓夫对玉米特别情有独钟,于是苏联各地不管是什么土壤什么气候,统统都改种了玉米,所有研究玉米的专家都升了官,苏联农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1957年,赫鲁晓夫突然头脑发热,要求苏联的肉类生产在三年内赶超美国,他还将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树立为全国学习榜样——因为拉里奥诺夫承诺将在一年内使梁赞州地区肉类生产增长5倍。最后,拉里奥诺夫因为害怕完不成任务而自杀了。

  连丘吉尔在赫鲁晓夫访问英国时都对他进言:“赫鲁晓夫先生,您发起改革,确实很好,但我想劝您不要太草率了,想用两大步就跨过一个大峡谷是做不到的,你们会摔下去的。”

  在赫鲁晓夫时期,冷战双方实际上已到了箭拔弩张的程度。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更是让赫鲁晓夫不遗余力地推行核优势战略,与美国展开核竞赛。这使本已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更为严重。

  赫鲁晓夫的各种“另类”举动,终于引发了“地震”。1964年10月11日,当赫鲁晓夫在黑海边的中央别墅中度假时,苏共召开会议将其废黜。也许是受够了赫氏的张扬,苏共选定了谨慎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出任领导人。

  “依靠‘强大的苏联’ 这个意识支撑着自己”

  在上任之初,勃列日涅夫出台了“新经济体制”,主要内容为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革管理体制,改进管理方法,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经济刺激。这一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苏联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顺利完成,制止了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的趋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达到了鼎盛。

  勃列日涅夫刚上台的时候,外界用“机遇爱上了没准备的头脑”来形容他在仕途上的一步登天。但当这位人们口中“平庸”“行事小心翼翼”的领导人在权位上站稳脚跟之后,改革的步伐就放慢了。60年代末,他提出“发达社会主义”之说,认为“苏联现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发挥。”

  正是被暂时的繁华表象所迷惑,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半途而废了。不仅如此,他还将东欧对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的讨论视为洪水猛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建设符合本国国情、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为此要进行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勃列日涅夫深感不安,于是,他在1968年8月出兵武装占领捷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

  到70年代末,世界兴起新技术革命,西方资本主义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时候,苏联的经济颓势开始显现。

  工业生产出现了负增长,消费品短缺。苏联枉有一流的科技人员,但科技发展与生产严重脱节。有人这样描述苏联的窘境:“苏联的火箭可以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彗星并飞上火星,其宇宙飞船可以遨游太空,但其汽车却缺乏足够动力,故障频出并且耗油惊人;许多家用电器陈旧不堪,电视机爆炸事件经常发生,以至于苏联人开玩笑说本国生产的电视机应当送给敌人……”  

  上海师范大学的苏联史专家叶书宗评论说,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新经济体制已被旧经济体制吞噬。但与斯大林时期不同的是,新经济体制被勃列日涅夫实施了“安乐死”。

  在经济倒退时,争霸的野心却继续膨胀。1979年,勃列日涅夫发动了武装入侵阿富汗的战争。这场历时近10年的战争以苏联被迫撤军告终,苏联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累计伤亡5万余人,耗资450亿卢布。

  莫斯科大学扬吉耶夫教授对本刊回忆说,“那段日子非常糟糕。商店里没有食品,没有衣服,没有日用品,这种情况延续了10年。虽然生活艰难,大多数苏联人民都依靠‘强大的苏联’这个意识支撑着自己,他们为本国在航天和军工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大部分人认为,物质生活并不是他们的第一需求。直到有一天,强大的意志终于抵挡不了各种矛盾的猛烈冲击。”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被推到前台。这两位年迈多病的老人分别在执政15个月和13个月后相继病故。这时,一个年轻的面孔浮出水面。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又兼任国防会议主席,接着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时年54岁的他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最高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接手的苏联已病入膏肓,政治官僚腐败,经济大幅滑坡,社会矛盾尖锐,苏联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极其茫然。

  经济的衰退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当时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人徐克告诉记者,“在学校附近的商店里偶尔有鸡出售,但商店规定,每人每次只许买一只。如果想买第二只,你可以回头继续排队,但是一般轮到你了,鸡已经出售完毕。”

  1985年4月25日,酿成世界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惨重灾难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这一事故不仅暴露了苏联技术设备的陈旧、管理的混乱,更让人们看到病榻上的苏联已经奄奄一息。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对原有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1985年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他提出了“加速战略”——通过推动科技进步、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体制等,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但是,未等经济改革见成效,戈尔巴乔夫便转而实施更为大胆的政治改革。

  1987年底,他提出了“新思维”;不久又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当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有两种声音。1990年5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提出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意思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必要调节。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则提出一个“500天计划”,主张采取“休克性”的方式,建立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院士领导的专家小组,在俄联邦的“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9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两种意见争持不下。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表示,他本人“更欣赏沙塔林的计划”。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采取“折中”的方式,出台了一个“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方案”,即“总统方案”。但这一方案仍然无法执行。叶利钦强烈反对这一方案,并决定俄罗斯独自执行“500天计划”。

  一个庞大的国家在500天的时间里实现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结果可想而知。

  l990年,苏联出现战后第一次衰退性经济危机。经济负增长、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由于卢布信誉下降,人们急着把卢布换成了实物或金银制品;消费品市场供应则由严重失衡发展到全面短缺。1991年底,苏联外债总值达702亿美元。

  此时,戈尔巴乔夫采纳了前俄罗斯副总理亚夫林斯基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共同制定的拯救苏联经济的“哈佛计划”。这一计划主张立即放弃国家经济干预,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靠西方援助解救当前的经济危机;该计划还把民主改革放在了中心位置,促使苏联变成西方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社科院学者张盛发在《苏联解体原因再探》一文中这样写道:“他(戈尔巴乔夫)深信由斯大林体制所产生的苏联社会的一切畸形状态和不正常现象,经过治理是能够得到纠正和克服的。他先是提出加速战略,并进行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后,又发起了迅猛的政治改革。而正是政治改革开始时对制度的改善,最后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和改变。”

  苏联最后的日子

  随着苏联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联盟的凝聚力进一步削弱。而此时,东欧已发生巨变。内外因素的交织,加剧了各加盟共和国对苏联的离心力。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也紧随其后。

  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主权国家联盟”来代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他与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商定,在8月20日正式签署新联盟条约。就在条约签署前一天的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些苏联党政领导人发动了政变,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夺取国家权力。事件发生后,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首的各加盟共和国领袖抵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军队最后转向支持叶利钦。21日晚,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被一一逮捕。

  莫斯科大学的扬吉耶夫教授对本刊记者回忆说,8月政变发生后,他开始预感到“苏联将要有重大的改变”。

  果然,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宣布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随后,叶利钦到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8小时的谈判,要求他交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向叶利钦提出:免除他的一切法律责任。叶利钦这样回答说:“您什么坏事也没做,为什么要求免除法律责任呢?”

  12月25日,圣诞节。晚上7点整,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辞去总统的职务。讲话结束后,戈尔巴乔夫把象征总统权力的“核按钮”交给了叶利钦。19点38分,印有镰刀和锤子的苏联国旗在暮色中从克里姆林宫上缓缓降下。13分钟后,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徐徐升上旗杆。

  一个由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与西方抗衡了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这一天,距离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69周年只差5天。(刘婉媛,梁晶)

  “我见证了那个时刻”

  “就在这个国家解体前几周,苏联人还站在红场上朗诵普希金的诗歌。”

  1991年12月25日下午,美联社驻莫斯科首席摄影记者刘香成正在开车,突然手机响了,电话是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董事长约翰逊打来的:“刘,你今天晚上愿意和我到克里姆林宫去采访吗?”

  刘香成到了克里姆林宫才知道:戈尔巴乔夫要在今晚宣布辞职。

  那天晚上的事情,让他终身难忘:

  “到克里姆林宫后,进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当时有一台苏联国家电视台的摄像机,架在一个很大的三角架上,准备录像播报。我发现,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是记者。一名苏联的克格勃对我说,你不要照相。你能进来,是因为你是约翰逊先生带进来的一个重要客人。我答应了。”

  “我坐在那个摄像机的大三角架下面。心想,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苏联的1917年大革命,影响了整个20世纪,后来才有几十年的冷战。现在这个时刻,是历史的一个句号——我已经答应了克格勃不会照相,但是我是历史的见证人,这怎么办?”

  戈尔巴乔夫的演说开始了:“亲爱的同胞们: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戈尔巴乔夫当时的神态看上去还比较镇定,他手中的演讲稿共有4页。这时,刘香成悄悄把相机的光圈快门调好了。

  “当戈尔巴乔夫讲到他最后一页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我要冒险的话,这就是我的时刻了。就在他讲完最后一页,把讲演稿扔下去的一刻,我按下快门。就是这一张照片。我知道被我抓到了。”

  “那位苏联的克格勃,就站在大三角架的后面,他当场给了我一拳。约翰逊先生看到了这一切。在我一生里,很少有人用眼睛说话的,而他挤挤眼睛,无声地问我,你没事吧?我也用眼睛回答他:没事。”刘香成挤挤眼睛,回忆着这一幕。

  “这个时候我要赶去发稿。我对那个克格勃说,我要走了。他说,现在你不能走!这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又用俄语请求了好几次。最后他说,好好,你走吧,真讨厌!”

  “我用平生最快的速度跑过克里姆林宫长长的红地毯,一直跑到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上??就在进入汽车的一刹那,我回头看了一眼,克里姆林宫上苏联的镰刀斧头红旗正降下来,苏联就在那个时刻结束了。”

  刘香成的这张照片后来登上了全世界三千多家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和他的同事赢得了1992年美国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亲历了苏联解体前最动荡时期的刘香成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我记得,就在这个国家解体前几周,苏联人还站在红场上朗诵普希金的诗歌。”(黄艾禾)

  市场掀开铁幕

  随着人们对政府—市场关系形成新的观念,冷战的铁幕终于倒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充满了战争、萧条、对抗的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垂下。”

  这道铁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对于经济、社会的理解不同而树立起来的。西方指责东方不民主;东方则批评西方是资本主义。不过,在铁幕两侧,双方其实也做着类似的事情:都在反叛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都在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社会的控制。

  区别只在于程度,当然,在很多时候程度也很重要。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创建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给予了系统的论证。随后,自由市场制度向法国、美国、德国传播,到19世纪中叶出现了第一次全球化,连中国也被迫卷入。但与此同时,质疑、反对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的声音在知识界也越发高涨。20年代末的大危机及随后的大萧条,似乎印证了人们的怀疑。于是,政府这个“仁慈的救世主”就隆重登场了。

  第二次大战一结束,整个世界借着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机会,普遍地建立起了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权威。

  在美国,由于对国家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也由于成文宪法的限制,自由市场算保存得相对完整。但政府看得见的手仍然伸得很长。除了继续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之外,政府也延着反托拉斯法路径,建立起一套管制体系。在东方阵营,普遍建立了国家全面控制的经济社会体制,企业全部或大部分是国有、国营或者集体经营的。民众就业于这样的“单位”,被整合进一个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中。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乃至文化娱乐活动,都由政府自上而下统一安排。

  在这两个极端之外,还有多种中间形态。战争还没有结束,英国人就在选举中抛弃了丘吉尔,工党政府上台后立刻致力于国有化事业。国有企业所占资产最高曾经占到全国总资产的30%。法国、意大利等国都建立了大量国有企业,由此形成了“混合经济模式”。不过,大体上,这些国家仍然尊重私人财产权,因而,它们更靠近于市场一侧。

  二战以后建立独立主权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具有混合色彩,但却更靠近苏联模式。印度独立后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经济上却是社会主义的。而在亚洲、非洲其他更为落后的国家,政府建立了国有公司,或者对外国公司、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

  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后发国家只有靠政府的强有力领导,才能实现发展。为此,发展经济学开出了国有化、管制、再分配、贸易保护主义等处方。就这样,冷战时期,全世界都出现了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经济、限制市场、限制私人财产权的趋势。

  当然,东西方阵营的经济体制确实存在重大的程度区别,尤其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最为显著,具有强烈的经济体制对抗意识。在相当长时间内,苏联模式在第三世界迅速扩展。美国人认为,为了保卫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必须遏制苏联。据此,对于全球进行国有化、实现集体化、推进计划体制的国家,美国都保持戒心。另一方面,美国人积极推动货币自由兑换体制、自由贸易体制,通过内部市场一体化维持西方世界的力量。

  到了70年代,冷战双方都遇到了严重的内部问题。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相信,这都是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和国家管制私人企业的恶果。

  1974年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观念史上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这两人的观念正好相反——缪尔达尔是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直主张强化国家的经济职能,而哈耶克早在1945年就警告人们,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乃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整个世界都在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时,哈耶克被排挤到学界的边缘。而到了1974年,世界又重新发现了哈耶克。随后弗里德曼、科斯等信奉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陆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由市场在观念的竞技场上处于上风了。

  那边,东方阵营的风向也要转了。同样是因为经济遇到了问题,而且,问题十分严重。苏联的经济从60年代起就陷入停滞,政府发动过改革,但始终收效不大。东欧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下,与西方形成强烈对比,尤其是东德人的感受最明显。

  在中国,官方于70年代末承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小岗村事件表明,民众已经无法忍受旧体制带来的贫困,冒着巨大风险自发地进行改革。这一次,官方明智地改变了态度,支持这种改革要求,从此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中国这一次市场化改革是得全球市场化浪潮之先机。

  进入80年代,变革潮流波及铁幕两侧。美国进入里根时代,大规模放松管制;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依据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发动了一场自由市场革命。在第三世界,政府控制的经济也难以为继,纷纷走上市场化之路。

  在东方阵营,苏联、东欧加大了改革力度。但苏东体制非常特殊:经济是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的枢纽,一旦这种经济控制体系缺乏效率,则整套体制的运转就会遇到严重问题。于是随着变革加速,整个体制崩溃了。

  铁幕之所以倒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铁幕两侧的人们和政府都从国家或管制经济的实验中看到:政府同样会失灵。当铁幕两侧各国都转而相信市场时,对立、隔离就显得荒唐了——铁幕是随着人们对政府—市场关系形成新观念而倒塌的。这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充满了战争、萧条、对抗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这就是冷战的教训:假如国家过多控制或深入管制经济,那么,国家间的经济问题就会轻易地变成国际政治问题。相反,假如人们更多地相信市场,则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企业,国家间因为经济问题发生摩擦、对抗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烈度也会减弱。

  市场乃是和平的一个基础。(秋风)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安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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