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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省级大员诠释“科学发展”

  新任省级大员诠释“科学发展”

  王大鹏

  四级党委换届之后,2007年执政党十七大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也引发了地方省级的人事变动。目前,各省两会也陆续召开,12位省级行政首长陆续“转正”。

虽然他们的履新刚刚开始,但是在不同场合,他们的讲话、发言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众所周知,“科学发展观”写入执政党党章之后,须辅之以机构、人事负责执行;而政策战略发生变迁,机构、人事等则相应作出重大调整。进而引发体制内政治结构、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变动。比如,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职能、政绩评价、干部考核机制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总结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等,就是对这一政治逻辑的经验总结。

  他们的发言,既反映了科学发展在具体层面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反映了他们对一些焦点、热点、难点问题的回应。因此,这些新任大员的初步发言可以算作一个考察他们未来执政过程的起点。综合起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未来施政比较重要的关切点。

  如何理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看病要知道是什么病,还要知道用什么药治这个病……老药方治不好,就要找新药。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义。”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参加广东两会广州团分组审议时,用治病找药的简单道理再次阐释解放思想。

  所谓“老药方”就是汪洋在参加审议时批评的“唯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认为,我们讲与时俱进,当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背景是10年“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已经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还用30年前的思路来理解它,就变成“唯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而言,“我们很多领导的脑子里,只有经济建设,什么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污染怎么样,以后再说,经济上可以千方百计,污染上有什么,再放一放,社会有矛盾,就想办法再压一压,生活上有什么,就先生产后生活。”这些都是需要反省的。

  2007年12月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汪洋在讲话中特别提醒说,这种片面发展观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总量搞上去了,群众对你的支持下来了。”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但人的收入并未相应增加,有些生活质量反而下降,幸福感反而减少,那么,“甚至一些拥护改革发展的人也会变成改革发展的阻力。”印度人民党在2000年大选中落败,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经济总量搞上去了,群众对你的支持下来了”这种危险说明,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已经无法全面支撑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实际上,汪洋在广东省委全会上的讲话里特别提到了今天搞经济建设所处环境的一个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大于国内政策的影响。不树立世界眼光,就不能预见来自国际的风险,就不能应对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广东这样的发达地区,越来越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而使得经济的周期性特点更加明显。那么一个可以预想的结果是,经济运行周期自身的变化会使政治绩效时有起伏。如果老百姓的支持只能依赖于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特定支持”,那无疑是危险的。

  批评“唯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使经济增长能够适应增进执政能力、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把诸如可持续、公平、协调等因素一致看待。

  批评“唯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否定经济增长对合法性的支持。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政绩,是一种“特定支持”。一个政治体系如果无视特定支持,一再地或长期地缺乏有效性,必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省级新任大员首先就是要提出或者落实一地经济发展的明确思路。这个仍然是头等大事。比如2007年11月30日,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履新讲话中就说:发展是第一要务,把经济搞上去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加快发展步伐。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继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又一重大决策。

  1月11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安徽省考察工作。他强调,只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始终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增添发展的新优势。也就是说,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要有新的优势因素的带动。

  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也提出,一个法治健全的成熟市场,各种经济要素会不期而至,越发展越顺利。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

  1月17日下午,安徽省委省政府举行中央驻皖暨省直新闻单位迎春座谈会。刚担任省委书记不久的王金山在同与会新闻记者交流时表示,安徽是一个发展中的省份,工作中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希望新闻记者进行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要敢于曝光阴暗面,勇于鞭挞假恶丑,对于那些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

  同时,王金山也希望新闻单位妥善处理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开展监督,促进问题的解决,并推动相关工作。

  根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的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舆论监督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过程。第一阶段(2001~2002):电视确立在监督中的强势地位,第二阶段(2003~2004.8):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形成小高潮,此后是第三阶段。当前的舆论监督,比较突出的是民生领域的监督,也就是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的揭露受到重视。《人民日报》2003年扩版改版后在第5版重点推出一个新闻版,“监督与思考”,广受关注。《人民日报》2006年也曾经发表文章,充分肯定了一位省委书记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正确的舆论监督也是主旋律。我欢迎舆论监督我。”

  200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视察上海的新闻媒体时强调,党报要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记者编辑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作调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帮助党和政府以及有关方面改进工作的精神,提出问题、剖析问题,讲真话、报实情,促进有关部门改进工作、提高效率。

  2007年11月出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郭声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信》发表50周年座谈会上,也肯定说新闻宣传是“软实力”,因为新闻舆论监督对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改进工作具有独特的作用。监督得准,监督得好,我们发现和改进得及时,就能减少或避免经济和政府形象的损失,这实质也是创造了物质财富。“因此,我恳请大家多宣传群众,报道群众的创造力,也要多反映群众的实际困难。群众究竟最盼望什么?最希望党委、政府做什么?希望媒体记者多给我们传递,多给我们反映。确实,群众有很多情况敢与记者说,但与一些领导却不一定好说或不敢说。作为领导,如果听到的或看到的东西不是真实的,而是做了包装或改装的,根据这样的情况和信息去想问题、做决策,政府和群众就会受到损失,这十分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1月10日,《法制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议健全和完善有关舆论监督的保障机制。文章提出,各级党政机关应发挥职能作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建设,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不断扩大政务公开的广度与深度。

  对于新闻宣传事业,胡锦涛1月22日上午在北京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展示和提升国家良好形象。目前,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一个组织或者个人,除了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就行了,外国记者可以不仅在北京进行报道。并且,如何用更具包容性、更有解释力、简洁明快、在国际上可以通行的上位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成就,已经成为一个舆论宣传的热点问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时也说,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从根本上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这些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后政府工作的努力方向。

  如何考核官员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如何改革干部考核体系和评价机制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一场涉及吉林省直63个部门和单位的绩效评估正在进行。1月13日在吉林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当选为省长的韩长赋,亲任省绩效评估委员会主任。评估之后,政绩考核将于今年3月进入问责阶段。对于这次绩效评估,韩长赋说:“政府绩效评估、行政问责是新生事物,没有实际经验可循。”

  全面建立行政首长问责制,全面建立“可考核政府”是十七大之后的改革重点之一。无论何种政治制度,无法或者难以问责是最坏的政治。所以现在各地普遍在尝试如何在官员考核中吸收民意。吉林省里正在进行第三方参加的社会评估,近900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等担任评估人。他们将使用机读评估卡,无记名打分。四川全省现在有半数以上县(市、区)已进行或准备进行以群众测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评价。既有对重点工作进行评价,也有对领导班子进行群众测评。普通党员群众代表在50%以上。一般的情况是,综合评价结果满意度低于50%的,领导班子集体向党员群众作出深刻检查,主要领导引咎辞职。

  绩效评估是对效率的考核。比如吉林省政府75项重点工作,通过这次评估提高工作效率。而问责更多的是要首先解决考核体系的内容改革问题。山东最近出台考核监督措施,将人均GDP、三产增加值占比、可持续发展、民生状况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中。2007年6月李建国出任山东省委书记后,提出将“富民”置于“强省”之前。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后,河北省2007年年底提出,在全省确定30个左右重点县(市),3年内节能减排不达标,县(市)长自动引咎辞职。

  因为各地情况差别很大,行政层级又多,考核体系的改革难以有统一模式。假如某地经济结构失衡,以单一工业产业为主,污染严重,那么在官员考核的GDP指标中增加第三产业比重,结合环境治理评介指标,将有效地改善该市的现状。有的地方可能孩子读书难是突出问题。总起来说,主要是克服政府不作为和过度作为(甚至是公司化)。比如税收不是指标,政府强制创税便是商业行为,应当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的考核机制,同时税务部门应充分考虑纳税人的满意度,即服务水平也必须纳入考核体系。

  考核官员方面的改革,留给地方的改革空间是很大的。

(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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