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当劳，周承洲继续向我叙述：凭良心说，美国政府是投入大量的资金，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让这些非法进入其国家的偷渡犯能有个受教育、受医疗保护的环境。然而，这些中国孩子对这一切并不领情。他们根本无心，也不愿意学习，就像散漫惯了的人，对按时上班会很为难那样。而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愚昧所带来的种种恶习。有一次，在公司的管理例会上，教育部门的负责人马利恩美棋卡提出要购置课桌椅时，我很好奇地问：“我们的课桌椅不是才买的吗？才使用还不到一个月，怎么又要买？”马利恩美棋卡二话没说，拉着我们来到教室，三十张崭新的课桌椅（桌子每张三十美元，椅子每张七十美元。）被涂的涂，拆的拆，全被人为地破坏了。 对待食物也一样。一般来说，美国食物看起来都是很可口的，但不一定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开饭时，中国孩子争先恐后抢着要，食物堆满整个盘子。但一口不对味，叭，一下全倒在垃圾箱内，然后再接着去要别的食物。食物浪费现象实在令人吃惊，难怪厨师们惊叫，这样下去，就是三十美元伙食标准也不够用。 还有许多生活小节也让人难以忍受，诸如便后不冲水；使用过的便纸随手乱扔；在浴室里大小便等等。 我曾经和美国司法部长的一位特别行政助理交谈过，那是在他来我们收容所视察时。他说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美的留学生。他对那些留学生的印象是诚恳、诚实、聪明、智慧、勤奋、进取心和责任心强。他也很婉转地说，这几年来，由于他本身工作的变迁，接触中国人的机会少了一些，因而就不曾再碰到过那些好的留学生了。他的言外之意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一点上讲，我恨这些偷渡犯。由于他们，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已严重受损。坦率地说，我对这些中国孩子的态度，从一开始强烈的爱和关心，甚至是无原则的爱和关心，渐渐地冷却了，到后来，也较冷静和理性了。 3月11日下午三点，我刚到单位，公司的秘书交给我一个密封的大信封。我正想拆开，安尼来电话，说今天上午接到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送来的林梅芬的回国通行证。遣送林梅芬本应立即执行，但考虑到白天孩子们都在上课，突然带走林梅芬，负面的震撼太大，搞不好还可能发生意外，因而决定今晚十二时过后执行。林梅芬将乘凌晨两点的飞机前往洛杉矶，明天上午直飞中国上海。有关林梅芬遣送的资料都在那个大信封里。 整个下午我都在想，林梅芬能否接受这个事实，她会闹成什么样子，要是其他孩子被吵醒的话，又会怎么样？我决定今晚把林梅芬与其他孩子隔离开来，但要找个借口不致使她生疑才好。 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挂进来，大多数是当事人的亲友。直到六点过后，才稍有间隙。我一个人呆坐在办公室里，思考着我怎么工作。 “周叔叔”，有人在背后叫我。我回头一看，是林吟和林梅芬正站在门口。 我说：“什么事，进来说吧？” 林梅芬说：“周叔叔，我好害怕！” “怕什么呢？”我说。“我们同屋的那个墨西哥婆，每天晚上都在床上念念叼叼，声音好可怕，像是在念咒。” 我说：“我想她是在祈祷吧。”“不知道，反正我们很害怕。周叔叔，我们能不能另外住？”z果然，天赐良机。我说：“好吧，晚上我让你们两个睡在楼下的小房间，怎么样？” 两人好高兴，临走时，林梅芬得寸进尺地问：“周叔叔，明天让我打个电话去中国好吗？我好想我妈妈。” 我不假思索地说：“好，明天让你挂电话。” 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走了。我却瘫坐在办公椅上，我违心地骗了她们。 孩子们在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了。约十点半我从楼上查班下来，经过隔离室，林梅芬和林吟还没有睡，正低声地聊着天，看见我，林梅芬叫住我：“周叔叔。” 我走到隔离室门口停下来说：“九点半就熄灯，你们怎么还在聊天？” 林吟、林梅芬同时说：“我们马上睡，周叔叔，别忘了，你答应我们明天打电话。” 我说：“我没忘，快睡吧，我祝你们有个好梦。” 回到办公室，我在想，十二点过后，没有任何人可以和林梅芬沟通，我实在不放心，怕出意外，便决定给她写封短信： 林梅芬，你好！ 我是周承洲，也就是你天天在叫的周叔叔。今晚，你就要回中国去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希望你能够想清楚并接受这个事实。回中国去，并不是坏事。你这么年轻，回国后好好的读书，我相信你在中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的。 很抱歉，我没有能力帮你做点什么。但我有个姐姐在中国厦门，她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回国后，如有任何困难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去找她。她的电话号码是×××××××。我大姐应该有能力帮助你在厦门就学或找份工作。 祝你一路顺风！ 承洲即夜临下班前，我把信交给三班的负责人朗姆太太，并告诉她今晚林梅芬将被遣送回中国去，如果她闹得太凶，就把这封信给她，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给我挂电话。 听完我的话，这位一向面带笑容，非常慈善的白人老太太竟瞪大眼睛，对我咆哮起来：“不，她是个好孩子，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她才十六岁，她来这个国家，只是想上学读书，你懂吗？她要读书，这有什么不行，这有什么错？！” 朗姆太太哭了，我也掉泪了。这是发生在美国一个白人老太太对一个中国人的“怒吼”，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也让我太感动了。 我回到家刚刚上床休息，电话就响了。果然是朗姆太太。 “周（Joe），很抱歉，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可那孩子实在闹得厉害。” 我说：“让我跟她谈。”我可以听到电话那头林梅芬的哭声，很快，话筒里传来林梅芬的声音：“周叔叔，周叔叔，救救我，你救救我呀！ ”这样的哭叫声至少持续了两分钟。 我试着去稳定她的情绪。“林梅芬，林梅芬，你不要哭，你听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今天要被遣送回中国去，这是政府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事实。记着，这不是什么坏事，是好事。中国也在发展，也在进步，你这么年轻，回国后，好好读书，将来会大有作为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林梅芬不停地哭，不停地重复这句话。 “我给你的信，你看了吗？” “看了。” “你回国后，若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与我的姐姐联系，我的信上有她的电话号码，你记住了吗？” “信我收在包里了。”我见她情绪略有缓和，便说：“好了，现在收拾一下，再过一会儿就要走了。” 林梅芬一听，又大哭起来。“不，我回去就惨了，要坐牢的。” 我肯定地说：“不会的。”其实，我也不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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